日志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
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里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今河南鲁山）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一、墨子简介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河南省鲁山县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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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子姓墨名翟
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墨子姓翟名乌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2]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翟为“貊狄”或“蛮狄”之音转，非姓名
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墨为古代刑名之一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虽说墨子的姓名不可考，但他长得黑却是真的，人称：阿黑哥，小黑。
三、墨子故里 墨子生于何处，现有书籍并无明确记载，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曾有宋人说，楚人说，鲁人说，印度人说等。其中鲁人说已经为墨学界绝大部分人所认可。很多学者论证这里的“鲁”为西鲁，即河南鲁山，而非东鲁。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墨子里籍是河南鲁山。
1、宋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据此历代学者称其为宋人。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
2、楚人说
清代毕沅注《墨子》时，据《吕氏春秋》高诱之注， 并参照墨子诸多与鲁阳文君的对话，推定其为鲁阳人，即楚人。
3、鲁人说
清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其主要依据为：《墨子·贵义》“墨子自鲁即齐” ；《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 ；《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 鲁人说的主要支持者还有梁启超、钱穆、胡适等主要墨学研究者。
为什么墨子故里一定是河南鲁山
日前，西安考古学家史党社撰写的《墨子城守诸篇疏证》问世，截止目前，国内已有二十一部论著论述墨子里籍是河南省鲁山县人。
墨子，名翟，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尚贤、尚同、非攻、非命”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因关心人民疾苦，主张任人唯贤而被尊为“平民圣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又乏于史籍记载，墨子里籍问题有“宋国人说”、“楚国人说”、“鲁国人说”、“印度人说”、“阿拉伯说”、“齐人说”、“滕州人说”。长期以来，墨子里籍一直是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墨子里籍到底在哪里？国内21部论著论述墨子里籍在河南省鲁山县，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论著有：清乾隆48年，陕西巡抚毕沅撰《墨子注序》；高诱著《吕氏春秋》；清乾隆55年，山东博山知县武亿撰《跋墨子》；清乾隆元年武亿总篡鲁山县志。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冯成荣著《墨子传略考述补》、《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学术之研究》；香港著名历史学家高天生著《墨翟书解》；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徐希燕著《墨学研究》；原山东省社科学院院长刘蔚华著《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陕西著名考古学家史党社撰《墨子城守诸篇疏证》；著名历史学家原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萧鲁阳和李玉凯撰《中原墨学研究》；历史学教授平顶山政协副主席潘民中和杨晓宇撰《墨子里籍考辨》；还有学者陈金展撰《墨子鲁山人专楫》等21部论著。
这21部论著从四个方面列举铁证证实墨子里籍在河南省鲁山县。一是专家学者到实地考察列举实据。冯成荣、高天生、徐希燕、史党社、萧鲁阳、潘民中、杨晓宇、陈金展等二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在鲁山县考察发现，这里拥有大量墨子遗迹、遗址、墨子庙、墨子店、墨子洞和墨子故里碑；墨子故里碑见证人年逾八十岁的张冠文先生当年曾护理故碑；今鲁山县黑阴寺附近还有一个黑姓聚居的小山村，该村人都姓黒，祖传下来姓墨，自称是墨子的生裔；另外，鲁山县民间还有很多关于墨子的传说，如墨子的晒布石、讲经洞、墨学传人等。二是实地考察中，专家学者将墨子留下的《五十三篇》书中方言与鲁山县现在方言进行印证，结果如出一辙。如“荡口”（意为言不由衷、唠叨不休、夸夸其谈）、“隆火”（意为生火、点火）、“安生生”（意为安静、安宁、安稳、平静）、“中不中”（意为行不行）、“强梁”（意为蛮横）、“待客”（意为请客、宴客）、“不材”（意为没能耐、没出息、）、“饥”（意为饿）、“宾服”（意为服气、服从）等。徐希燕博士说：“语言是活化石，墨子只有从小生活在鲁山，其书中才会有这种语言。”三是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史书记载，列举墨子在鲁山县活动的佐证，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慎大览》云：“墨子名翟，鲁人也”；为了证实“鲁”是东鲁西鲁，清乾嘉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山东博山知县武亿注：“鲁即鲁阳（即鲁山县），春秋属楚”。四是历代许多志书记载了关于墨子与鲁阳，墨子与鲁阳公、墨子在鲁山县活动的情况。
这２1部论著从七个方面佐证墨子非滕州籍：一是解释孟子语录关于：“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这是用滕国的语境形容墨子的，但没有说墨子是滕国人。滕州说据此认为孟子说墨子是滕州人，这一论据根本不成立；二是笔者到滕州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关于墨子的民谣与传说，所谓墨子故里滕州市木石镇人，当地却不知道墨子为何人，更没有任何确切的遗迹、遗址，连当地的镇领导都半信半疑，没有墨子后人。三是滕州说推测的墨子出生地其山势地形图类似一把朝北而置的椅子，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风水理论关于阳宅选址“负山面阳而居”的逻辑规律，此居既缺少阳光又吹西北风，考古建筑史上实为罕见。四是滕州所谓的“墨子井”，也没有任何根据。说墨子用这井里仙水为百姓治百病。经笔者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关于墨子治病的记载，更何况墨子是科学之祖；五是滕州所谓“墨子出生地”庙里的神像是道教神，没有墨子像。而鲁山许多古庙里都有墨子像。六是查阅大量史料，证实墨子没有来过滕州：墨子的支流裔弟子许行都已载于《滕志》，而墨子这样的大家竟未被记载。《墨子》中却记载了鲁阳以南已亡的陈国、蔡国，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墨子不了解滕国，更不可能出生于滕国，在儒墨并为显学的时代，《滕志》却没有关于墨子的记载，相反《汝州志》倒是有关于墨子论时间“古今旦暮”的记载。七是一些论著还挖掘了墨子思想渊源，证实大禹精神是墨子思想的源头之一，禹王冢就在鲁山境内，可见墨子受大禹精神影响。由此可见，中原之国即墨子的父母之邦，当在河南境内。
墨翟故里考----郭成智文集
墨子出生何地，故里安在，中国学界历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和外国人诸说不一，两千多年无有定论。
1982年，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第四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为墨翟故里“鲁阳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为了使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早日“落下户”来，笔者也开始翻阅资料，发现清嘉庆《鲁山县志》载：墨翟鲁山人也。同时还发现墨子在鲁山的一些传说、遗迹，众云鲁山县城西二郎庙乡有“墨翟故里”碑石一方，就是其一。从查考结果看墨翟确属河南鲁山人无疑。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将外国人说和宋国人说作以简要说明。
一、 关于外国人说
1929年，胡怀琛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翟是印度人
佛徒。他的结论是：“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因而“墨翟印度人也。”他还认为“‘兼爱’‘节用’佛学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
1935年，卫聚贤在《古史研究》第二集曰：“墨子旧以姓墨名翟，鲁人或宋人，均非。……宋鲁谓其居住地，非其产生地，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阿）拉伯亦不易定”。他的根据是墨子“色黑”、“鼻高”、“秃头而发不黑”，相貌如外国人。
另有金祖同、陈盛良二君，认为墨翟是阿拉伯回教徒，其根据是墨子著作中，不少句法不是中国人的句法，“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之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陈盛良《墨子文法的研究》）。因而认定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
外国人之说，当时已被方授楚先生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墨子著作和其它典籍中既无反映，墨子一生活动中又找不到与外国人的任何联系。在那时，一个外国人，能身居异国“苦而为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却又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又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世俗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二、 关于宋国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有“墨翟，宋之大夫。”《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等。其实《史记》、《隋书》、《汉书》都说的是“宋大夫”，范文澜也只把“宋人”当其一说。再则，墨子于宋的活动较多，误以为宋国人者，不足为怪。但墨子公输篇载，墨子到楚国说服楚王不要功宋之后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既然墨子是宋国人，为什么墨子从楚国回来不说是回宋或返宋，而要说过宋。难怪梁启超不但不认为墨翟是宋国人，而连在宋国当大夫也不承认。他说：“查本书中，绝无经仕宋的痕迹。……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笔者为探究墨子宋人说的依据，曾专程到古宋国遗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寻找墨子的遗迹。但民间不曾有任何流传，也未见地方志书有任何记载，可见宋人之说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讨论鲁国说和鲁阳说。
研究这两说，是考清墨翟故里的关键。因为鲁国与鲁阳，同是一个“鲁”字。尤其是鲁国说，影响甚大。因而首先靠清鲁国说，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了。
持鲁国说者，孙诒让是其代表，在他颇有影响的《墨子闲（注：闲——门字里一个月字，念闲，智能abc打不出来）诂》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国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为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国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国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孙诒让说的鲁国人，即是鲁国人，他说的毕武即毕沅和武亿是也，因为毕沅和武亿为鲁阳说者。毕沅据《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的记载，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奄）地。”看来毕武不但考察了诸说中的“鲁”，而且考察了鲁与四境的关系位置以及鲁为何属，是较为细密的，而孙氏却完全抛开鲁阳（西鲁）之鲁，而仅就鲁国之鲁（东鲁）自圆其说，实为牵强。
关于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刘蔚华论述的很清楚，本文再就河南鲁山县的名称演变作些说明。
河南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县，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
在山东曲阜一带称奄，周成王“践奄”再封伯禽为鲁公才称鲁。《书经?蔡中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据刘蔚华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过一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墟。”（《左传》定公四年）这时称为鲁公。刘文还引《诗?鲁颂? 闭宫》：“俾侯于鲁，……乃命鲁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句，说明了伯禽两次受封。从原河南鲁阳迁于山东曲阜的过程。刘蔚华认为：“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此话说的甚当。
又据今台湾学者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国，共三十七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河南鲁山，山东曲阜。疆域：河南省中部，山东省西部。忘于楚。”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也很明白。
搞清了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即鲁国与鲁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孙诒让所举“墨子自鲁即齐”，“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所提到的‘鲁’”，就不一定均指鲁国，很大的可能是指鲁阳。笔者查遍墨子著作，从不见言鲁国者，看来孙氏的论断是缺少依据的。
下面就依据以上之说和其它鲁国说者之论点，考辩于后。
一、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
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里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刘蔚华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二、 关于“南游于楚”
方授楚在考证墨子故里时，也曾驳斥毕武之说，他说：“按楚人之说，（鲁阳当时属楚）毕沅、武亿均由误解‘吕览’高注（即《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谓鲁人即是楚之鲁阳，而非鲁卫之鲁。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其非楚人可知。”就以此认定，墨子不是鲁阳人。笔者认为，这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鲁阳地区的隶属沿革。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载：“鲁阳于周，为东都近畿地，春秋时属郑又属楚。”这就是说，鲁阳原为东周的直属地域，后又属郑，在其后又属楚。原来并非楚地。而且鲁阳又是鲁阳文君的封地，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楚来说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其次，这时的墨子已不仅是个鲁阳人了，而是一个“以天下怀游走四方的学者，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巨子。经常来往于宋国、鲁国、齐国、卫国、楚国等许多地方。”鲁阳虽为故里，但早已是个外乡人了。说他“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与“郢”，也无不可。
三、 关于“北方贤圣人”和“臣北方之鄙人也”
孙诒让还根据《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和《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之句，认为墨子“则非楚人明矣。”（孙诒让《墨子传略》）
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既然他是楚国人，说他是“北方贤圣人”，而不说楚国贤圣人，那墨子就不是楚国人。
笔者认为，这里说的“北方”，同“南游于楚”的含义一样，因为墨子已名显齐、鲁、宋、卫诸国，不仅仅是鲁阳的贤圣人了。又齐、鲁、宋、卫等均国均居楚之北方，说他是“北方贤圣人”，才能显示出墨子的声望、地位和影响。而且北方这一概念，也完全包含了楚之北方，鲁阳就在楚之北境，因而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墨子是“北方贤圣人是十分确当的。如果说墨子不是楚国鲁阳人，鲁阳文君反而不能说“北方”。如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在楚之东北方，他为何不言“晏婴是东北方善辞者”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
关于“臣北方之鄙人也”一语，过去一些人把“鄙人”理解为墨子自贱的谦词，实际不然。古人把内地称国，边地称鄙，这句话正是说墨子是楚国北方边陲的人。当时鲁阳正处于楚国北方边境，此语也是十分确当的。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云：“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和《墨子?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皆即此意。
作者：千岁兰 回复日期：2005-1-4 22:33:16
关于公输般、吴虑与墨子为同乡……
张纯一先生还在《墨子鲁人说》中断言：“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鲁问篇）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方授楚先生断言：“墨子平时交接者如公输般辈，以鲁人为多，也足为一旁证，然则墨子为鲁人（鲁国人）则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矣。”（《墨学源流》）
张方二君，把吴虑和公输般当作墨子同乡，而又认定这两人都是鲁国人，因而推断墨翟也是鲁国人。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可用的，然而吴虑、公输般是否是鲁国人，还待考定。《太平广纪》载：“鲁班敦煌人，莫详年代。”《古乐府》云：“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从此看出，公输般与鲁班似乎是两个人。到底公输般是哪方人氏，笔者不敢苟同，虽有认为公输般是鲁国人者，但也无据可考。而河南鲁山却有鲁班的传说和遗迹。
相传当时建筑庙宇，要用今鲁山县赵村南奄窟沱寺（即文殊寺）的古银杏树做庙匾，百姓不忍伐掉此树，经墨翟请了鲁班。鲁班双眉紧锁，绕着树整整转了三天，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两全其美之法，乘星月高挂，亮出绝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了一块“中心板”。如今这棵银杏树，历经三千年风雨，仍耸立在奄窟沱寺的遗址上。树围七个人合抱不住，可惜的是，中间仍留有两丈多长指许宽的一条锯缝，令观者叹息。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足为据，但谁又能断定公输般是鲁国人而不是鲁阳人呢？
吴虑为何方人氏？武亿篡《鲁山县志》，在集传篇中，名子并列于墨翟之后，已入鲁山籍。但他是否是鲁山人，也待学界稽考，但也不要把他经易地说成鲁国人。
对以上考辩之后，笔者还有几点管见，愿与学界商椎。
一、 墨学不可能产生在儒学渊源地之鲁国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话道出了墨学产生的时代、思想背景，也说明了孔墨思想的对立。
考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子当生于孔子卒年前后。今史者多称：“或并孔子时，或在其后”，诸说不一，汪中在《墨子序?述学》言：“墨子实为楚惠王同时，……其年与孔子周游列国，儒学之影响已遍及当时的齐、鲁、宋、卫等各地，墨翟青少年时代受其影响当其情理。然墨翟“背周道而用夏政”。鲁是周公之后，周公又为宗法社会之圣人，制礼作乐，建立典章。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遵守周朝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提出“正名”，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中国第二大儒孟子怒气冲冲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尽管墨子时代孔子已经作古，然孔子门徒“有名七十二贤，无名者三千”，至墨翟时，孔子的再传弟子不知该有多少。从此可知，墨学不可能产生在礼仪之邦的鲁国，而产生于僻远的近夏之域的鲁阳倒是可能的。看来墨翟当属鲁阳人颇为近理。
二、 墨翟为何与鲁国政府关系殊少
从墨子的著作中，墨翟与鲁国政府关系甚少，而与宋、楚关系为多。与宋之关系者，多言墨翟为宋大夫之故，而与楚之关系当何解释？“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至于郢。”“子墨子游耕柱于楚”。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特别与鲁阳文君接触和问答更多。鲁阳文君是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为楚王之重臣，又是楚之封国的国君。他又极力将墨子荐于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看来他与鲁阳文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恰不多见与鲁国国君之交往，是否也可从此推知他是鲁阳人呢？
三、 关于墨翟故里的传说
鲁山县赵村一带群众，流传说，此地有“墨翟故里”石碑一方。当地群众言：“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上汤温泉浴池时铺入水中。尽管此碑没有找到，然在偏僻的山区，群众竟有此传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毗连赵村乡的二郎庙乡群众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庆云乡人（原庆云乡含有赵村和二郎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后墨子家改姓为黑，这是从何说起，也值得探究。而恰不见墨子在山东曲阜一带的传说。刘蔚华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又是为什么？曲阜曾是他长时间工作过的地方。他却在那里“一无所获”，可见墨子非鲁国人，而是鲁阳人是很清楚的。
作者：千岁兰 回复日期：2005-1-4 22:34:32
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
——答张振衡、徐治邦先生
1991年6月上旬，山东大学与中共滕州市委在滕州召开墨子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滕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滕州宣传》出了《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专辑》。在此之前，滕州市还为墨子树碑塑像，建馆筑亭。山东大学与滕州市的做法，必将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值得称赞和庆贺的。但对墨子是滕州人这一新论却不敢苟同。尤其对《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见《滕州宣传》1991年第4期）一文深感疑惑不解。似乎墨子原是滕州人，是今天谁把墨子抢到鲁阳去了。那么墨子到底是先由滕州人而被谁抢到鲁阳去了，还是鲁阳人而被错认为鲁国人，今天又被强拉到滕州去的呢？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把它搞清。
一、 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而不是鲁国人
这个问题可由以下两个事实证明。
首先，在毕沅、武亿以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考察过墨子里籍，没有一个人确切地指出墨子是何方人氏，墨子为鲁阳人（今河南鲁山县人）是毕沅和武亿实地考察后的结论。
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墨家便被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所扼杀，董仲舒一计“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被称为“显学”的墨学，成了异端邪说，一代圣人也成了罪人。其后，墨子便没有了声息。在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仅三百年，但墨子就已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司马迁只好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含混其词地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此，墨子只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已成为历史悬案。
历史大约又前进了三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闻也。”这时的高诱才明确的指出，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他仍没说清楚。
历史又走过了漫长的一千五百多年，到了清代中期的乾嘉年代。由于西学东渐，外国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不少门类又与墨学的内容相合，才引起一些学者研究墨学的兴趣。加之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不少学者不敢触及现实，只好在故纸堆里做学问，与是湮没了两千年的墨学，开始了一个复兴时期。但是墨子到底是哪里人氏，仍无人去理会。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曾任翰林学院修撰和河南、山东巡抚及湖广总督的毕沅，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在《墨子注》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破天荒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而且说的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从此墨子有了家乡住处，不是鲁国（曲阜）人，也不是滕州人，而是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在他主篡的《鲁山县志》和《跋墨子》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纪》：‘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集传篇之首，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从以上事实看出，墨子从来不是鲁国人，而是完完全全的鲁阳人。至于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提到的两汉时的《淮南子》“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和《盐铁论》“齐国儒墨，缙绅之徒”。如果说“鲁”是指墨子，那么“齐”是指谁呢？难道是孔子吗？至于有关宋人的种种说法，已早被历代学人所否定，故不足多论。
那么墨子后来怎么又被说成了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这也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墨子闲诂》成稿，在《墨子传略》中，他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和《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想当然地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山东曲阜人）。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十日十夜至于郢 ’，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这时，毕沅和武亿早已成了古人，自然不能和他争辩，于是鲁国说才误传于世。
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广泛传入中国，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以及他的科学学说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潮。于是墨学研究又盛行起来。在诸说纷纭中，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国人。
作者：千岁兰 回复日期：2005-1-4 22:36:51
历史又前进了半个世纪，到了1982年，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4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鲁阳说再次提起，并提起大量新的佐证，引起学界广泛重视。1990年，笔者根据前人的考证，也成《墨翟故里考辩》一文（见1990年《中州学刊》第5期）。曲阜说已无法立脚，于是又产生了“滕州说”的新论。
从以上事实，清楚地看出，墨子是先在鲁山落户的。《鲁山县志》首先写上了墨翟的大名。而山东省历代修了那么多志书，却竟然没有墨子的名字，就连新成的《滕州市志》（稿）也没有写墨子一个字，后来才按张知寒先生的意见写了进去，墨子一下变成滕州人怎不令学界吃惊？
二、 墨子自称和当面旁称都是鲁阳（楚）人，而从未称是鲁国人
《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吕氏春秋?爱类》载“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前者是鲁阳文君当面把墨子向楚王自我介绍。这是绝对可靠的，本是墨子鲁阳人的铁证，但孙诒让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证据。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当时鲁阳属楚），说墨子自我介绍也说：“臣北方之鄙人也”。既然自己也言“北方”，当然墨子还不是楚国鲁阳人，所以他斥“毕武说殊谬”。对孙诒让这种错误的妄断后人是应当修正的，但直到今日，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根据。
“南方”、“北方”这一概念，只能在一个国度里使用，这本来是古今中外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我们今天说某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这个人一定得是个中国人。如果说这个人是外国人，是绝然不能使用“南方”或“北方”这个概念的。假设一位俄罗斯朋友，他确实家居北方，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北方人，只能说他是俄罗斯人，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的国度。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和墨子自我介绍，都说是“北方贤圣人”和“北方之鄙人也”，这个“北方”当然是指楚国的北部，断然不是指楚国以外的北方他国，这是十分清楚的。如晏子使楚这个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时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国在楚国的东北方，他为什么不说“晏婴东北方之善辞者也”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如果墨子是鲁国人，鲁阳文君应说“墨子鲁国贤圣人”，他自我介绍也应说“臣鲁国人也”，是绝然不会说是“北方”人的。
另外，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又把梁启超等人的话也搬了出来：“‘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见梁启超《墨子学案》、方授楚《墨学源流》）还有墨子书中记载的“北之齐”、“南有陈蔡”、“东方有莒国”和《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及墨子每次出游出发地和所指方位，而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首先墨子每次云游起于何地，决定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从他的家乡出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他为了止战息兵，兴天下之利，云游四方，席无暇暖，终日奔波不休。他可能今天从宋国出发，明日从鲁国起程，后天又从齐国上路。怎么能以此断言墨子是那里人，不是那里人呢？何况鲁阳与鲁国都是一个“鲁”字，即是从“鲁”出发，也不能断定是鲁国，为什么不可能是鲁阳呢？刘蔚华教授说的好：“‘南游使卫’，卫国在鲁阳之北，鲁国之西，说明这次南游可能是从北燕出发的，能否由此推断出墨子是燕国人呢”（《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子》中谈到的各地方向位置，如“东方有莒国”，莒国确实在鲁国之东，但也是在鲁阳之东。而陈蔡却是在鲁国的西南，而在鲁阳之东南。对鲁阳说“东方有莒国”、“南有陈蔡”也是可以的。即便不是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墨子鲁国人的证据。因为说各地的方位时，决定一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犹如今天一个北京人来到了武汉，他在谈到了郑州的方位时，自然说“北有郑州”，绝然不会说“南有郑州”。尽管他是北京人，这时他却是在武汉，只能以武汉的位置而言。如果他硬说“南有郑州”，别人一定以为他迷失了方向，或者神经出了毛病。
关于“南游于楚”，而不言“南游于郢”，这要搞清一个历史事实。鲁阳在西周时属应国，于春秋前期属郑国，到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楚北进占领了鲁阳。实际方城以外，包括鲁阳的广大地区，一直是楚国的军事占领区，用今天的话说，这里只是楚国的“殖民地”。长时间楚国都未把这里作为他的本土。鲁阳封给鲁阳文君以后，鲁阳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说墨子“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于郢”
是完全可以的。
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还提出：“《墨子?鲁问》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答问者再，假若墨子不是鲁国人，何不说游于鲁见鲁君呢？”对这个问题，《墨子》中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鲁问》篇中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有四次，《耕柱》篇与鲁阳文君对话有二次，而与鲁国君对话只有两次。在与鲁阳文君的六次对话中，也没有一次说过“墨子游于鲁阳而见鲁阳文君”这话，这不也是墨子鲁阳人的证据吗？至于张、徐二位先生说的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这次对话本来就是墨子与鲁国君的对话，不是与鲁阳文君的对话。不过这既不能成为墨子为鲁国人的确证，也不是滕州人的根据。
从以上事实，笔者试想：鲁阳文君公孙宽，只是一个小小县公，楚王之所以把他封在鲁阳，只不过是为了要他守住从郑国人手里夺来的那一方土地。然而墨子与这一方小首领，却关系非常，犹如故旧。仅《墨子》中记载，他们就有六次对话，商讨天下大事。而且鲁阳文君还亲自把墨子推荐给楚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要惠王重任墨子，只是墨子不受而去。而鲁国国君则是堂堂大国之君，墨子却与之关系殊少，《墨子》中记载他们对话和交往仅有两次。仅就此，我们说墨子是鲁阳人，就比说墨子是鲁国人，更令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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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墨子》可知，墨子思想，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哲学政治思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 。他以 “ 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家学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
一种观点认为，墨子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强烈的思维张力，在墨子宗教哲学里，天志兼爱而不不制天命，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 来的祸 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逻辑思想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五、墨子著作 墨子著有《墨子》一书。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目前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墨子》一书，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而写定的一家之言。
按梁启超的分类，《墨子》一书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七篇。
这一类杂有名家之言，混有杂家之说。比如《亲士》篇中的“?者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太盛难守”等，皆出于道家之语。“修身”一词，为儒家之言。《所染》中的“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疑是出于名家之性说。“法仪”一词，疑是法家之言，纯出伪托，而后四篇是墨家记墨学的概要，有可能是墨学的提纲挈领。
第二类：《尚贤》上中下篇、《尚同》上中下篇、《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中下篇、《节葬》下篇、《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乐》上篇、《非命》上中下篇、《非儒》下篇，共二十五篇。
这一类是代表墨家的主要政治思想。除了《非攻》上篇、《非儒》下篇之外、各篇皆有“子墨子曰”四字，认为是墨子门弟所记的墨子之言。
第三类：《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小取》篇，共六篇。
这一类被治墨者称为墨辩，亦称为墨经。此六篇难通难译，古字词较多，辩理深奥，加上杂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光学力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实在难以理解。这一类是《墨子》的精华部分。梁启超认为这六篇是墨翟自著。而孙诒让则认为是后墨学者所著。孙诒让所据的理由之一是：公孙龙与墨子时代不同，而且公孙龙在墨子之后，因此不可能有坚白石之论。
第四类：《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
这五篇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论行事。亦算是对墨子的生平的记录，体裁接近《论语》。
第五类：守城各篇。它们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十一篇。
这一类可以说是墨家兵法。墨子提倡非攻，以守御为主，十一篇皆以守备之法为主题。墨家兵法是墨学之弟子精研而成。此十一篇古字词颇多，古代兵法阵法用词不少，很少通译。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一个时代里，墨子能够脱颖而出，就是他实力的最佳证明。
六、墨子影响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墨子把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并给出了它们各自的定义。他还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与古希腊的原子论相类似。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在由鲁国通往楚国的路上，一个穿着粗麻布衣服的中年男子，正在急匆匆地赶路。只见他浑身尘土，汗如水注，但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
一路之上，人烟稀少，路旁有大片大片荒芜的田地，荒地上间或还可以看到横陈的尸体和白森森的残骨。
他是谁呢？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奔波呢？
大约公元前450年左右，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初期。当时诸侯各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各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兼并战争频频发生。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给国家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大批的老百姓在战争中死去，家园被毁，国家危亡。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据说鲁国的著名机械制造家公输般，正夜以继日，为楚国制造新的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宋国。这无疑是在无穷的战争中，又撒了一把盐。
这个不幸的消息，激起了这位匆匆赶路之人的愤怒，他就是大名显赫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鲁国人墨翟，人们尊称他为墨子。现在，他正要赶往楚国去，准备阻止楚王发动的不义之战。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墨子来到了楚国的都城郢，已是非常劳累、疲困，但他顾不上休息，便去见楚王和公输般。
他运用自己的辩才和机智，向楚王和公输般陈述利害，说明了如发动这场不义之战，对两国都不会有好处。
尽管楚王和公输般在墨子面前理屈词穷，但是仍然坚信自己有先进的攻城器械，打败宋国如囊中取物。所以，这场仗是势在必打，任何人劝说均无济于事。
墨子见此，便说道：“你说你们有先进的攻城器械，那么，你们真能打败宋国吗？”
说着，墨子便在桌上摆起实物图来，让公输般用他制造的器械来攻打。公输般多次演示了攻城的器械和技术，都被墨子一一击退，公输般失败了。
公输般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死心，便想阴谋杀害墨子，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墨子一眼便识破了公输般的阴谋，便坚定地说：
“你的意思是想先把我杀了，再去攻打宋国，但是，你错了，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余人，正拿着我的守城器械，按照我的守城部署，正等着你们去进攻呢。
“所以说，你们即使杀了我，宋国同样也是攻不下来的。相反，却落个被天下人耻笑的骂名！”
在看到攻取宋国已经无望的情况下，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不义之战。这个故事可以使人看到墨子的胆略和才智，是如何的出类拔萃和胜人一筹。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是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他是我国古代卓有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40年（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 6年（前420）左右，出生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庭，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械的工匠。
在认识论上，墨子重视生产知识，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感性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据。这在2000多年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无疑，这也是墨子和他的学派，能够在自然科学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但是，墨子过分夸大了感性的作用，又陷入了狭隘经验论的错误。
墨家学派的总汇《墨子》原共71篇，现存53篇，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四篇合存起来称《墨经》。
这四篇再加上《大取》、《小取》两篇，称为《墨辩》。也有人把这6篇放在一起总称为《墨经》。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范畴的广阔内容，还包含有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在这部书中，其中有很多问题阐述严密，说理透彻，立论准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可以这样说，《墨经》在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
首先，《墨经》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力学，是研究机械运动的科学。《墨经》中有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动，城徙也。”
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物体位置的移动，就是机械运动。这跟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书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平动、转动和滚动等几种不同形式的机械运动。
《墨经》中关于力的定义是从人的体力概念引申出来的。书中写：“力，形之所以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力是使人的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
当时，我国人民已经认识到浮力原理，并且在生产中有了广泛的应用。书上写道：“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浅，是因为物体重量被水的浮力平衡的缘故。
这说明了墨子不仅定性地认识到浮力同重力的平衡关系，而且有了定量的概念。这和后来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创立的浮力原理是一致的，只是表述得不够完整。
《墨经》讨论了杠杆的平衡问题。设有一杠杆，一头悬挂砝码，另一端悬挂重物。支点的一边叫标（力臂），另一边叫本（重臂）。如果两边平衡，杠杆必是水平的。
《墨经》不仅清楚地叙述了种种杠杆的实验结果，更加可贵的是对这些实验做了正确地解释。
例如，它解释了“标”一端下垂的实验现象，认为是由于力臂和砝码的联合作用大于重臂和重物的联合作用的缘故。
这个解释不仅考虑到力或重的多少，而且还考虑了距离和平衡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定量关系，但是实际上提出了力矩的概念。
可以说，墨子已经发现了杠杆的平衡原理。
在《墨经》中，还记载着丰富的几何光学知识。
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且提出了精辟的解释：
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倒立的人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奇怪的现象呢？
墨子解释道：这是因为光线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了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
墨子并指出，人的位置离墙壁由远及近，暗室里的影也由小变大，倒立在墙上。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书中还利用光线直线传播的原理，解释了物体和投影的关系。
墨子认为，光被遮挡就产生投影，物体的投影，并不跟随物体一起移动。如飞翔着的鸟儿，它的影子仿佛也在飞动着，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
墨子指出，飞鸟遮住了直线前进的光线，形成了影子。在一瞬间，飞鸟移动了位置，原来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旧影就消失了，而在新的地方，出现新的影子。
这就是说，鸟在飞翔中，它的影子并不跟着移动，而是新旧投影的不断更新。在2000多年前，能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光的性质，做出正确解释，确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对镜子成像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理论。
《墨经》关于四面镜成像的叙述，没有说明物体在凹面镜球心和焦点之间的时候的成像情况，显然不够全面、严密，但是在科学还处于萌芽时期的古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凸面镜成的像只有一种：像是正立而缩小的虚像，位于镜子的背面；物体距镜近，像大，反之，就小。墨子在描写凸面镜时，是符合实际的。
在声学方面，《墨子》也有记述，当时设计了一种地下声源定向装置。其方法如下：沿城墙根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井，挖到地下水位以下约两尺为止，然后在井下放置一个容量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做为地下共鸣箱。
这时，让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口谛听，遇有敌人挖坑道攻城，就可以根据各陶瓮的响声大小确定来敌的方向位置，以便出兵给敌以迎头痛击。
此外，《墨经》中还提出了“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相当于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
墨家关于“端”的概念的论述，还包括了“原子”的含义，认为“端”是组成物体的最小单位。
如果这些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可以说，早在2000多年前，《墨经》中已经出现了现代原子学说的萌芽思想，无论是哲学发展史还是在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据一定的地位。
从上可知，墨子和墨家学派的科学成就，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应该是相当杰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和他们重视实验、敏于观察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分不开的。
以上情况也说明了另一个情况，就是在我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科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物理学学科。但是，在实践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3．物理学方面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
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
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七、墨子名言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译文】兴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祸害。
兼爱。
【译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译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
【译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
【译文】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节用。
【译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
【译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
【译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
【译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
【译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
【译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兼相爱，交相利。
【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
【译文】假如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和爱自己一样，还能有不孝的人吗？
今重不为不义攻国。
【译文】现在（您）重于攻伐别国，这样的行为是不义的。
备者，国之重也。
【译文】防备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无不让也，不可，说在殆。
【译文】什么都要礼让是不可以的，狭窄的小路就不能相让了。
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译文】没有什么话不答应，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你投我桃子，我用李子回报。
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
【译文】君子不用水为镜子来照自己，而用贤人为镜子来照自己。
万事莫贵于义。
【译文】天下万事中，没有什么比道义更可贵的了。
以攻战亡者，可胜数。
【译文】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可是数不清了。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译文】好名声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荣誉不能以巧诈树立，君子就是君子，要身体力行地得到名副其实的荣誉。
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
【译文】钓鱼人躬着身子，不是对鱼恭恭敬敬；用虫子作为诱饵捕鼠，不是喜爱老鼠。
俭节则唱，淫佚则亡。
【译文】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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